是农村生活中必不可缺的部份。
但高利息在剥夺农民财产的同时，也推高了地价，导致官府的税赋加重。
双重作用下，这些地区从乡村自耕农经济，逐步向农庄与农奴经济退化。
而商业，也因为资本的退出，难以得到更大程度的发展。
实际上，这才是扼杀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根源。
而在西方，商人们没有选择退出，成为地主加债主模式，而是更多的精力去拓展市场。
这就不得不提到欧洲此时的融资模式，大明多是以地域划分，严重依赖宗族乡党关系来募集资金，筹措商本。
即使到了三百多年后的清朝晚期，号称“汇通天下”的山西商帮募集的股金，也不过在三十万两到五十万两左右。
相比之下，几十年后的荷兰东印度公司，就向社会公开募股650万荷兰盾，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购。
两者差别，何止十倍。
而欧洲各国的商人，在生意已经发展到本国极限，甚至周边国家极限以后，他们就会选择向国家借钱，以此谋夺垄断利益。
就比如英国，不但有商人和普通百姓借钱，即便是国王也有要借钱的时候。
由于英王征税需要经过议会许可，但战争或兴建时常需要临时用钱，这时就只能求助于伦敦的大商人群体。
国王借到的钱自然不可能是什么高利贷，但国王的直接收入也不算多，在债主们眼中并不是一个信用良好的借贷者。
为了能够顺利借到钱，有的时候英国国王甚至不惜以地区贸易垄断特权作为抵押。
许多享有丰厚回报的地区贸易公司，如东印度公司、黎凡特公司、西非公司等，大多都当过英国王室的债主，以此获得地区贸易的垄断特权。
魏广德想搞大明钱庄，其实就是有这个目的在其中。
以朝廷允许的最高利率对外放贷，谋夺放贷生意的垄断权。
这绝对是一本万利的机会，只要入股，就可以保证魏家千百年的富贵。
至少，大明朝还在的时候，不必为钱担忧。
“三省，关于此事，确实已经到了非管不可的程度。”
终于，魏广德开口了。
“不过，会试在即，朝廷此时不宜大动干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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